自教育部8月22日公布《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》征求意见稿之后，“减负国十条”就持续成为这个开学季的热门话题。征求意见稿发布两周后，9月4日教育部发布此份减负规定的修改版，并再次向社会征求意见。

与前一版相比，新版的“减负十条”在舆论争议最大的“作业”与“考试”方面做了微调。旧版规定“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”，而在新版中，这部分内容变成了“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，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。”

在考试方面，旧版规定，从四年级开始，除语文、数学、外语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，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。而新版条文中，在上述可举行全校考试的“语数外”三科中删去外语科目，并补充“教育质量监测不公布学生成绩与排名”。

除了上述改变，对于此前社会对旧版减负令中，监管环节表述笼统、操作性不强的质疑，新版本在“督查”一项中并未做出更为具体的补充。

根据教育部此前透露，旧版“减负十条”在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集到近六千件意见建议，其中九成以上支持出台减负令，超过一半人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。此次修订版的“减负十条”公布之际，教育部表示，为体现尊重群众、尊重基层、尊重规律的精神，修改后的“减负十条”再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期限为9月18日前。

“减负令修改版为何又增加了作业”“只笼统说了留不留作业，什么算‘家庭作业’，‘控制在1小时’如何衡量监督”，“监督环节为何仍然表述含糊”……

从网友对新版减负令的上述反馈，可以看出，与两周前的首度征求意见相比，虽然教育部根据民意做出修改，但是新版“减负十条”面世后，舆论中的“意见”依旧未减。

“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与根本，总是玩文字游戏，不会有太大起色。”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，应试教育的坚冰不破，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中，用行政手段减负，还是会陷入执行难的怪圈，不可能让学生真正轻松下来。

正如专家分析，从1955年7月，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——《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》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各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项，可是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沉重，时间跨度达50余年的“中国式减负”始终难逃执行难怪圈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对中新网记者表示，如今中国基础教育一直难以摆脱应试教育和升学教育的模式，“在升学和应试的重压之下，灌输式教育应运而生，用枯燥乏味的题海战术和大作业量强化记忆的方式，自然难以摒弃，减负也成了空谈。

其实，针对社会关于义务教育均衡，以及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呼吁，教育部在将新版“减负十条”公布之际，也特别指出，近期还将出台小学升初中办法、中考改革意见、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改革意见、高考改革方案等。同时将进一步加大课程改革力度，深化教学改革，提高教育质量。

“2010年7月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就确定了高考改革思路，此后每年教育部门都提高考改革方案，但为何至今都迟迟未见方案出台？”熊丙奇说。

自1987年中国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以来，“减负”已成为中国中小学推进“素质教育”路上一道绕不开的坎儿。每年开学季，招式频出的减负禁令也似成了各地教育部门“应景”的规定动作。然而，当减负令频频沦为一纸空文，发布政令的政府部门也难逃公信力受损的尴尬。

“舆论关切学生负担过重，社会意见很大，于是主管部门就出一个政策回应一下，做出一个动作，但是动作收效如何，没有谁管。”储朝晖表示，针对连续推出的减负令，更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和学校在办教育中的“各司其职”。

“如今教育部门一竿子打到底，直接干涉但小学生作业量和考试次数，从教育管理方面来说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恰当的。”储朝晖说。

熊丙奇也称，发布减负令结果就是“行政治校”，用这种治理方式不利于对教育的长远发展。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中，政府发的禁令越少越好，政府频繁发出禁令，其实是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干涉。对于减负问题，相较于接二连三的“禁令”相比，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。

“也就是说要让学生负担真正减轻下来，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放权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。” 熊丙奇说，良性的教育管理因该是政府学校各司其职，政府不要缺位更不能越位。

对于纠缠中国教育数十年的“减负难”，专家分析，政府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，要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同时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，打破现存的择校利益链。此外，改革中高考制度，打破一考定终身，政府教育部门实施一系列“放权”，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，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，把选择权交给受教育者。